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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钛媒体APP统计，截止发稿共有9家上市银行披露2023年业绩快报，其中7家城商行，分别是杭州银行、长沙银行、齐鲁银行、青岛银行、厦门银行、兰州银行、宁波银行；2家股份制银行，分别是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资产和营收分析：显示出明显的地域性，资产增速远高于营收增速

从总资产规模来看，9家银行均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5家增速超过10%，3家增速在5%以上。从数据来看，总资产增速展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山东和浙江的银行表现靠前，齐鲁银行、青岛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6050.01亿元、6079.85亿元、27116.56亿元、18413.42亿元，同比增长19.56%、14.8%、14.60%、13.91%。

从营业收入同比来看，城商行中仅有厦门银行同比是负数，其余均为正数，两家股份制银行同比则均为是负数；从归母净利润同比来看，杭州银行同比增速高于20%，齐鲁银行和青岛银行同比增速均高于15%，其余6家都实现了同比增长在6%以上。

从归母净利润率来看，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厦门银行和招商银行达到了40%以上，相对盈利能力较强，青岛银行和兰州银行在30%以下，相对盈利能力较薄弱。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除了兰州银行，其余8家银行资产增速明显高于营收增速，可见营收一部分来源于资产规模的增长，银行业还保留一定的扩张趋势。然而资产增速与营收之间产生的增长率差异可以归因于资产配置收益下滑和大环境的降本增效，一方面是大环境的降准降息以及权益市场的低迷导致全线资产收益率下滑，另一方面是银行主动“去风险”，填补过去不良客群带来的漏洞，并将资产配置到更优质的客群，同时响应中央金融工作目标让利市场、激活市场活力，当然以上是可以解释趋势的原因，具体公司间的差异属于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从完整年报中获取。

这次产生强地域性银行表现差异背后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山东银行表现突出的原因主要是紧跟中央要求的金融服务建设规划，落地服务实体经济，增加各项贷款的投放力度。山东省本就是人口大省，GDP总量位列北方省份前列，财政实力雄厚，南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种产业群共同发展，在经济基础优秀的情况下，2023年山东政府发布了多项利好实体经济建设的政策，全力解决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偏高能耗，贷款增长相对乏力等问题后，产业结构得到了转型升级，从而地方银行获利于对全产业链更广的信贷投放。对于浙江的城商行而言，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作为在长三角地区具有深厚底蕴的银行，已形成了“一体两翼”的规划与布局，这两家银行运用好城商行灵活性的特点，在省内把握地区经济、区域市场等特色，不断进行业务模式创新，因此他们业绩保持在城商行行业前列也意料之中。

贷款和贷款质量分析：贷款质量保持稳定

除宁波银行和兰州银行，其他7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比均下降，杭州银行、厦门银行、宁波银行和招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以下，其余5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5%以下，整体不良贷款率变动不大。

拨备覆盖率同比有差异，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和招商银行同比是下降的，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561.42%、461.36%、437.70%，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但上述三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均都在400%以上，也在9家银行中暂居拨备覆盖率前三；青岛银行、齐鲁银行、厦门银行、长沙银行、兰州银行和中信银行同比上升，其中齐鲁银行和长沙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300%以上，特别是齐鲁银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增加最多，达33.52个百分点。

从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来看，招商银行最高，达到16.22%；其次为杭州银行和宁波银行，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5.57%和15.08%。而齐鲁银行、长沙银行、厦门银行、中信银行、青岛银行和兰州银行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依次分别为12.90%、12.50%、11.18%、10.80%、10.71%和5.96%。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9家上市的股份制行和城商行的贷款整体上没有重大问题，保持平稳，但拨备覆盖率的差异较大，可以看出高拨备覆盖率的银行也具备较高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对应的银行资产质量也在逐步好转。对比9家银行贷款和资产同比可以看出，齐鲁银行、青岛银行、厦门银行和招商银行的贷款同比增速高于资产同比增速，可以推断这几家银行的贷款政策对地方客户更具吸引性，其余相反则说明他们增加了其他资产的配置。

看似优秀的成绩背后是风险转移？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验证以下猜想，股份制银行招行和中信的营收同比下降，但城商行除厦门银行外其余银行营收同比高增，均达到6%以上，看起来是好现象，大银行在传导让利中小银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大行主动“去风险”放弃部分相对高风险的客群，从招商和中信降低的不良贷款率同比可以看出，它们“以时间换空间”，在逐步提高自身风控意识，优化现有的的风险结构。上述部分“被调整”的客群转战到城商行，因此上述几家城商行的营收增长可观，但是长此以往，大行的风险结构是优化了，风险却转移给了城商行，当城商行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又会将风险转嫁给农商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每层级的银行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才能完成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结构调整吗？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来说，它们如何来化解风险？（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婧滢，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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